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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关于宗教规律的理论创新
来源:《中国宗教》杂志    作者: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副主任    日期:2017年12月18日    浏览量:

        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说明这一概念和理论体系已经跃升为国家层面的理论共识。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主线是新时期中国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其历史起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宗教,其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其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经验,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其理论主体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宗教问和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虽然有些探讨,但对其关于宗教规律理论贡献的分析和概括仍有理论空间。


       一,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关于宗教规律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宗教本质理论的创新:由“政治论”提升为“历史论”。


       宗教本质理论研究何为宗教、宗教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性特征。为了批判社会的现实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宗教本质的揭示侧重于政治角度。


       中国共产党人则多维度审视宗教的本质。毛泽东是最早提出文化包括宗教的奠基之作。提出了宗教的四要素,即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文件指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


       总体来看,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更综合更立体地看待宗教,对宗教本质的认识更趋向于历史角度,超越了简单的宗教意识形态论,也超越了单向的宗教文化本体论。

       第二,宗教根源理论的创新:由“线性论”发展为 “系统论”。


       马克思提出了认识宗教根源的方法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宗教根源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是简单说明宗教是由物质生产或经济基础决定的。第二阶段,开始将宗教的根源分为自然根源和社会根源,其中自然根源对应原始社会,而社会根源对应阶级社会。而且,社会根源的核心是指阶级根源。第三阶段,对宗教根源的认识进入新的境界。中央19号文件明确指出,虽然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灭,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宗教存在的其他根源,宗教消亡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


       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他指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其存在有复杂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这一概括相对以前的中央文件在表述上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自然根源说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根源说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认识根源说明人和自身精神的关系。这三个根源的提出是对支配人们外部力量的三种关系的总体性的理论提炼和概括。最重要的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阶级根源基本消除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是“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根源仍然存在。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存在的必然茌问题。宗教的社会根源包括阶级根源,但是并不限于阶级根源。


       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宗教根源的认识自新时期以来有了新的发展,从简单地线性地认识宗教的根源,拓展为系统地全面认识宗教的根源。

       第三,宗教价值理论的创新:由“一点论”改变为“两点论”。

       宗教价值理论主要讨论宗教的现实意义与社会功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基本观点上认为宗教的价值有两重性,但在具体主张上更强调其消极性。

       1979年,邓小平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肯定了“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的进步性,从而拉开了新时期对于宗教界正面价值认识的序幕。

       1982年19号文件总结了宗教的社会作用及其历史变化,指出:“在旧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总的说来,我国各种宗教都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重大的消极作用。……解放以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坚持了客观全面分析宗教的价值。

       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宗教作用的两重性问题。他指出:“由于宗教的这种群众性,宗教往往构成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处理得好,可以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处理得不好,就会产生消极作用,甚至产生很大破坏作用。关键看能否有效地管理和引导宗教,减少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2006年,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和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遵循从两重性角度认识宗教价值的基本原则,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刻理解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同时,更加重视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第四,宗教历史理论的创新:由“时间论”调整为“形态论”

       《宗教历史理论主要讨论宗教的历史命运和历史形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宗教所依附的现实基础和人的异化角度分析宗教的历史问题。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历史的认识继承了马恩的基本观点。略有差异的是,马恩更多从哲学层面来论述宗教的消亡条件,而中国共产党更多从社会层面来论述宗教的历史。前者更多强调其消亡的必然性,后者更多地重视其存在的长期性。中国共产党认为宗教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自然的历史过程。1982年19号文件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终究是要消亡的,但是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发展,在一切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才会自然消亡。”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分析了宗教的消亡的历史过程问题。他说:“宗教走向最终消亡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

       因此,新时期宗教工作的重心不是关注宗教消亡问题,而是宗教的具体历史形态。如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科技化的新形势,习近平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互联网宗教问题,他说:“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

       第五,宗教关系理论的创新:由“适应论”扩充为“和谐论”。

       宗教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内部、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后文简称“宗教适应论”)和“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后文简称“宗教和谐论”)。宗教适应论是途径,宗教和谐论是目标;宗教适应论侧重定义关系,宗教和谐论侧重描述状态。这两个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关系理论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和全新发展。

       1982年中央19号文件对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和阐述,提出了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宗教适应论确立了理论基础和基调。文件指出:“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1990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引导爱国宗教团体和人士把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相适应”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

       1993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了解决我国现阶段的宗教问题的著名“三句话”:“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将相适应理论提升到基本政策的高度,并明确了其理论地位、主要依据和具体内涵。他说:“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目的都是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种适应,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教条,利用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次会议的讲话第一次对宗教适应论进行了全面阐述和分析,是宗教适应论提出的标志。

       宗教和谐论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战略的框架下提出来的。它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宗教适应论的理论延伸和发展。

       2006年,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并全面阐述了五大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宗教关系”作为五大关系之一第一次正式提出。2006年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标志着宗教和谐论的正式提出。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宗教适应论和宗教和谐论上又有新的理论发展,更加强调由内而外的治理结构,重视发挥宗教的主体作用,深入研究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内生资源和内在机理。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棺适应,是要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还在具体的引导战略方面,提出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大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关于宗教规律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它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又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作了新的理论回应、重心转移和范式转换。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关于宗教规律的理论创新是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实践主题的理论应答,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属性。比如对于宗教本质的认识之所以从“政治论”提升为“历史论”,是因为世情、国情、教情都有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宗教领域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宗教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肃清帝国主义势力问题,更多带有政治性。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领域的主要问题则变得更复杂,带有宗教因素的政治问题只是宗教相关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与文化、宗教与经济、宗教与民族等问题共同构成了宗教相关的问题序列,这就需要党和国家在宗教本质问题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理论的容量要更大,解释的力度要更强。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关于宗教规律的理论创新是制定宗教政策、指导宗教工作的基石。认识宗教规律是把握宗教工作规律的前提。如关于宗教价值的理论从“一点论”改变为“两点论”,从侧重宗教的消极作用,改变为关注宗教价值的两重性。这一理论转向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一重大理论和政策论断的逻辑前提。只有充分认识到宗教具有积极性,发挥这种积极性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才有发展的空间。同时,只有深刻认识和灵活掌握了宗教价值的理论框架,才能在宗教工作中既避免夸大宗教的消极性可能出现的“左”倾现象,又避免夸大宗教的积极性可能出现的“右”倾现象。

       第三,中国持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关于宗教规律的理论创新为分析宗教问题、发展宗教理论提供了范畴工具和理论框架。如从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心理根源三个角度来思考当前互联网宗教问题,能够透过互联网宗教“虚拟化”“平面化”“自由化”等特征看清其背后的成长机制、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向。还比如宗教关系和谐论的提出,既能在理论视野上贯通世界和谐、社会和谐、自然和谐等多个维度,对接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教际关系”多种关系,契合国家、宗教、个人的共同价值,又能在理论内涵上整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中的精华,使之成为三者对话、借鉴和融通的平,为打造新的文化形态、引导宗教的自我革新提供理论资源。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关于宗教规律的理论创新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来源于实践,并将继续在指导实践中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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