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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
来源:转自《中国宗教》2017壹月刊42页    作者:卓新平    日期:2017年06月09日    浏览量:

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
卓新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历史悠久、影响广远,对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发展曾起到决定性作用。基督教最早形成于亚洲,具有东方文化的色彩和信仰特点,只是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国教化以后,才逐渐演化为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形态。而在基督教的扩展发展中,基督教一方面在全球传播,不再只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则在不断融入不同社会、民族、文化之中,形成其本土化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就意味着基督教步入其“中国化”的进程之中,从而也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有了直接的关联。


       这种基督教的中国文化适应及其中国化,在唐朝景教时期已经开始,有着曲折复杂的经历。特别是近百年左右的中国基督教的中国化努力,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有着非常令人醒目和感叹的时代特色。这种中国化的高潮,就在于基督教必须要关心中国的政治,关心中国的社会,但其如何关心及参与却会带来不同的命运和结局。所以说,我们谈论基督教的中国化,就应该了解其在中国的演变历史,及在当前中国所处复杂国际社会关联中基督教的选择和表态,只有面对复杂局势而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这种中国化才能更好地进行下去。


       回顾这段历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本土化”“中国化”的思想开始萌生,随之在20世纪初则开始有了中国“自立教会”运动,而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本土化”努力在教会中则达到了一定程度。不过,虽然这种中国意识在教会发展中已不可阻挡,却很难真正进行下去,因为教会的领导权基本控制在西方传教士手中,而不同国家的差会有着不同的想法,受到相关国家对华态度及其思想文化的多重影响。中国作为当时的弱势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中国本土教会的影响亦微乎其微。所以,可以说,实质性的中国化发展乃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三自爱国运动”,其特点是在政治上推动了基督教的中国化,与西方教会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经济等关系,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在新的形势下,基督教不仅要坚持这种政治意义的中国化方向,而且其在社会文化上的中国化也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国际社会对华态度的新变化,更是使基督教的中国化必须全面展开,也需要得到世界人民特别是基督教的理解和支持。这对中国教会来说是历史的召唤,时代的机遇,由此可见,中国基督教的责任很大,应该抓住机遇,顺势前进。


       当然,审视历史,我们也深感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系统工程,既要有大力推动、时不我待的决心,也要有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耐心,其真正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持之以恒。目前人们对基督教中国化仍有一些疑虑和不解,甚至提出了与之相反的发展路径,说明这一理解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对此,我们完全可以客观冷静地加以分析和鉴别,向积极方向引导。


       反思历史和展望未来,基督教的中国化应该有如下方面的基本考量:
       首先,基督教中国化有社会政治上的原因。基督教作为信仰社团是一重要社会组织,不是在政治真空之中,而是有着鲜活、真实的政治处境;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所经历的西方政治反华,今天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而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有着对这些西方差会的依附,故此必须摆脱对其依属;虽然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基本上摆脱了这种依附,但其复杂影响在不同处境中仍然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社会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尚未彻底完成。所以,基督教在社会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仍然是首选,而且乃其重中之重。


       第二,基督教中国化有其思想文化上的原因。在中国的基督教有必要融入中华文化传统,完成其文化转型,这是其在华安身立命之本。基督教应该主动、深入地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从如耶稣会所经历的表层文化披戴达其深层文化融入,真正进入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构建,并以这种带入、融入、吸纳、重构而为中华文化的革新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基督教中国化还有其民族意识上的原因。中国基督徒有必要确立其中国意识,一个好的基督徒,理应是精神气质上的中国人,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公民。中国基督徒应该有中国公民意识、中华民族意识。新教革新的一大特点本来就是相应的民族教会的形成,中华民族教会意识的确立也不违背这一教会传统。从世界各国的基督教实情来看,其民族意识同样是十分鲜明的,如果不讲其民族根基而奢谈所谓“普世信仰”则显然空洞、无用,不切实际。


       第四,基督教中国化有教会发展上的原因。民族教会的兴起是基督教本土化、处境化的必然趋势,这种本土、处境之化实际上、实质上就是中国化,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语言等方面;中国基督教在过去百余年的发展变迁过程中已经有过中国化的尝试,如中国教会所创办的本土教会、本色教会、自立教会,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三自爱国教会等;中国信徒需要的当然是中国化的教会,中国教会可以保持与其他教会的友好平等关系,但其特点、定位则只能是中国式、中国化的。


       第五,基督教中国化有其时代变迁上的原因。今天中国教会经历了世界在20世纪的巨变,见证了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时代发展要求中国教会与时俱进,适应中国当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且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符合当今中国发展的要求,与中国在21世纪所处的世界位置相吻合。所以说,基督教中国化既要研习、吸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要体现、见证当代中国发展的先进文化、中国特色,这样才会使中国基督教不断革新、保持其适应社会发展的活力。


       第六,基督教中国化在思想层面则有神学创建上的原因。以往中国教会吸收、借鉴、采用的多是西方神学,而世界出现民族解放运动以来,第三世界的各国基督教已经发展出其本土神学、处境神学,形成第三世界神学的鲜明特点,涵括中国的亚非拉美的神学非常活跃,解放神学、民众神学等更是脱颖而出,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神学也逐渐出现,中国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如诚静怡、吴雷川、王治心、赵紫宸、谢扶雅、吴耀宗、丁光训、陈泽民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推动中国神学建设,形成了相关神学、中和神学、爱的神学、和好神学、中庸神学、汉语神学、和谐神学等理论体系;但从整体来看,中国神学的构建仍需不断努力、其体系仍有待完成和完善。中国神学的奠立仍然是中国教会教义思想之中国化和中国基督教为这一信仰体系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任务。


       第七,基督教中国化有着其处境适应上的原因。在当今中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处境中,中国基督教应该主动、积极地适应,与这种积极引导形成动态、有利的互动和发展,由此使中国基督教真正实现其在当代中国的华丽转身,在社会功能、社会作用上能得到中国社会的肯定、支持和赞赏。


       第八,基督教中国化有着参与中华民族共同命运、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上的原因。我们今天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目标,首先应该实现中华民族共命运、图富强的目的,这种中华民族理想共同体的实现,中华民族富强发展的实现,是我们共有的中国梦。对此,基督教的中国化并非任何强求,而乃其基本要求,底线原则。所以说,中国化并不是针对基督教信仰本真的任何改变,而是对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民族意识、公民意识、最起码的社会责任、公共道德的基本要求,是对其“中国心”的基本唤起。其中国化对于中国基督教而言既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又义不容辞、责任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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